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tou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zuo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niu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chu了省城，谁来guan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nong1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ma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bu”、“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bu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zhonggan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qiang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gan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tou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ma”，并互相打趣：“仅防被ma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tou不高，身材匀称，pi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chu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tao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toupi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toupi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chu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bu。他态度和气、面挂笑容。顺便说一句，这是当时机关干bu对红卫兵们的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证件？”

“什么证件？”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yan，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证件没有带来。”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依然笑容可掬。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chu，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chu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点！”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tao：“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tao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

这zhong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zhong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chu口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全国上下共“借”chu了多少钱粮，为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任何人恐怕也是无法统计而又不敢统计的，除非他想当现行反革命。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当下冯菲听了审理者的申辩，抓住他那句“这是制度”的话大声训斥：

“制度，什么制度？修正主义制度！看你就像个走资派！你们那一tao制